內容摘要
汪維藩（1927.12.23-2015.9.15）沿著中國教會的前輩神學家們的路徑，在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工作上多有建樹。他的神學在中國教會的神學思想建設事工上躬行他的一份德行，可謂是“帶著一顆生于斯、長于斯的心，去聆聽上帝的聲音”。汪維藩把基督教教義同中國傳統文化較好地融合在一起，他的圣經詮釋具有突破性，是中國現代神學家在解釋《圣經》領域里大膽和成功的嘗試。汪維藩既研究和使用中國傳統的解釋方法，使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人群詮釋圣經的時候更容易明白其中的教訓，因為容易產生共鳴。汪維藩的努力可以為當今基督教中國化的歷史任務提供積極的幫助。
關鍵詞：中國文化、圣經詮釋，易思維、詮釋學
一、易思維及其運用
汪維藩說圣經是上帝自上而下的啟示，中國文化傳統則是自下而上地求索，可以“尋求”和“揣摩”而得關于上帝的一些領悟（參徒17：26-28上）。探究義理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最根本的方法，也可以算是其思維定式。筆者稱此思維定式為“易思維”，它在《周易》里有最早的體現。《周易》是研究我國先秦歷史和思想的重要著作。包括《易經》和《易傳》（即彖辭上下、象辭上下、系辭上下、文言、序卦、說卦、雜卦、總稱“十翼”），《易經》像是一部“占卜之書” ，“傳是解釋和論述經的”。《易經》的主要結構是懵懂混沌的太極生陰陽兩儀，陰陽兩儀生產八卦（以天地雷火風澤水山八種事物，相應地稱為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八卦），八卦相互組合就形成了64卦，再結合“六合”（上下前后左右六個方位）就形成了384爻。“在這個過程中以陰陽二者來推動萬物的形成和變化”，“陽是積極進取的性質，陰是消極退守的性質”，陰陽的相互作用，使得不同事物之間“相反相成、進退順逆”從而產生了豐富多變的世界。用物質性的東西來說明萬物生成。某一事物發展到某一階段，必然又過渡到“物極必反”的對立面中去了。
《易傳》里說：“天地之道，恒而不已者也”（《恒卦·彖辭》） ，強調世界是在永恒變化的；“易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”（《周易·系辭下傳》） ，事物發展到頂點，就會向相反方向變化，這樣就又開始了新的發展，有了這些變化之后才能生生不息，長久地存在下去。正是在這種循環的觀點中，《周易》又引出了“中”、“和”的中間道路，可以動中取靜，由“變易”開始，通過“窮則變，變則通”的“簡易”的原則發生變化，最終達到“不易”的終極。《周易》里“蘊含豐富的哲學思想”，它對后來的哲學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中國哲學中陰陽相生相克、對立統一的基礎理論，便是根植于《易經》。后人從《易經》中發展出了復雜的哲學系統，儒家和道教的學說均明顯受到《易經》的影響。今人更是從《易經》中解讀出哲學、政治、歷史、軍事、民俗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價值。《易》被其后的諸多研究者所推崇，許多易學研究者都是當時公認的淵博學者。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為兩個學派：義理派和象數派。義理派注重發掘周易的哲學價值，象數派則著重將周易用于占卜。前者如東漢王弼、北宋程頤，后者如西漢京房、北宋邵雍 。
汪維藩在詮釋“惟義人因信得生”的時候，從兩個方面透過《哈巴谷書》、《希伯來書》和《羅馬書》、《加拉太書》得出“信”的兩層含義：前者側重因依靠上帝的能力和旨意，在困厄中永不喪膽、永不消沉、永不失去盼望，永葆平安，在寧靜和信念中昂首闊步，頂住壓力直面人生；后者揭示信徒當信靠上帝的恩惠和憐憫，信靠耶穌基督的救贖和引導，接受一個屬靈的，超越而永恒的生命，始終以舍己利他的態度活在人世間。這兩個不同的且有關聯的信心的層面耦合，就可以得出一個“生”字，一個“活著”的積極的人生態度 。汪維藩說一個真實的基督徒應該是這樣生活：
一個蒙神稱義、恢復了與上帝合宜關系的基督徒，他所追求的是一種基督般的人生，一種舍己為人，超凡脫俗，高風亮節，胸懷祖國、民族、教會，以天下之憂樂為憂樂，甘為上帝的旨意鞠躬盡瘁，甘為正義、公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生。
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貧一賤，乃知交態；一貴一賤，乃見交情。”（西漢·司馬遷：《史記·汲鄭列傳贊》）基督徒正是在生命導師耶穌基督的生而有死，死而又復生的拯救和救贖中，既知老我“必死”，更知更高層次的新人“必生”。
二、易思維的特點
按照《老子》世界是變動不居的，兩極之間不斷地轉換，充滿相對色彩：“禍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禍之所伏。”（《老子·五十八章》） 易思維是也有類似的表現，充滿著變化。不過“易”有三種表現：
變易性
世界充滿變化；這些變化不是只為變化而變化，而是為要顯明某種道理、規律或者真理的。《傳道書》說“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”，因而“生有時，死有時……拆毀有時，建造有時……保守有時，舍棄有時……靜默有時，言語有時”（傳3：1、2-8）。汪維藩曾在〈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·代序〉中對《馬太福音》第六章二十八節發出感慨道：
生命之美，不在于穿戴，不在于衣飾。而在于經歷風霜，不失其嬌妍；經歷沙塵，不失其秀麗。父神給他兒女的裝飾，總是調回與心靈的最深之處。
朵朵小花，無所求亦無所私，五所羨亦無所妒，默默無聞，卻點綴著百花開放的原野。旅程如此短暫，來去如此匆促。然而，無愧的頁正是它曾以自己的芬芳留給那哺育過他的大地。
汪維藩解釋這些變化不定的現象，是在等待和把握某個最佳時機，每一樣事物都有其最佳時機，某一事物恰好卡在其最佳時機上，就是實現了其機遇，體現了其自我價值（“各按其時”，傳3：11）。 如果事物都只能按照設定的程序運行，其結局只能是走向宿命論的悲哀。
簡易性
簡易，簡便、簡單，但不代表容易。中國文化傳統有崇尚“中”“和” ，中庸意識（執兩用中，即不偏不倚，過猶不及，走中間路線，）。中庸和 “大和”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道德標準 。汪維藩用保羅對守日子和禁忌食物的態度（羅14：1-6）來說明崇和尚中的原則。汪維藩在解釋正確看待服事者（“工人”）和教會的關系（林前3：1-4：5）的時候，他把保羅的意思講解出來。首先基督徒要做上帝的工人，就必須固本強身，生命和要隨時間的推移不斷增長，不能總是長不大，只能接受進過別人消化過的淺顯的和近處的道理（“奶”，林前3：2），總還“不能吃飯”；也不能只顧念肉體的和今生的滿足，在情欲里相互爭斗（‘有說：“我是屬保羅的”’， ‘有說：“我是屬亞波羅的”’，3：4）；其次，任何工人都不能高看自己，和被別人看得過高，他們都只是“侍者”，是在餐桌旁“伺候主人的奴仆”（3：5），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照“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”各樣不同的恩賜，引導信徒（任何一個基督徒都是神的工程，任何工人都是神的同工，3：9）在信仰上各自長進；第三，教會是一座大房子，是上帝為自己建造的，有屬于上帝，所有工人的角色只是“工匠”，要把這房子謹慎地建造在耶穌基督的這唯一根基上（3：10-11），才能接受將來的考驗；第四，只有衷心創作的合格的工程才能得到上帝的稱贊，如此的工人才能稱為“基督的執事”和“上帝奧秘事的管家”（4：1），其他的一切的私心雜念都不符合上帝的要求 。
生生不息
易思維可以通曉事物變化，同事又執著并持守某些不變的和不偏離的原則，這就是“生生（不息）之謂易” 。汪維藩根據基督教教義，結合《易經》的“剛健自強”的精神和戰國時代 “陰陽五行”的觀念 ，提出過“生生神學”：
上帝的創造生命，維系生命；基督的拯救生命、成全生命，人的保護生命、扶持生命，直到個人修養上的自強不息，生生不已。
在汪維藩看來，這位“生生不息”的三一上帝是信仰的核心；圍繞著這位上帝和人關系的《圣經》必須被時刻高舉；人在詮釋《圣經》的時候必須依靠圣靈，才能明白《圣經》的奧秘。 汪維藩構建中國神學的時候，提出過四個條件：“啟示、傳統、文化及實踐或經驗”；其中“啟示”就是高舉《圣經》，以《圣經》為本的原則 。汪維藩說，人若能達到“生生不息”的境界，就可發揮“讓愛神的人得益處”（羅8：28）的作用，也就能夠理解“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、永遠的榮耀”（林后4：17）的含義。將來永遠的榮耀取決與今世所受的許多勞苦愁煩；保羅顧念的就是那“所不見的”、“永遠的”榮耀。
三、易思維的評價
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
一切解釋都是為了找真相這個中心。易思維是在兩個方面的變化中找到真理。如汪維藩在解釋“建立教會” 的時候說，“禱告”和“代求”是根本要素，因為這關系到靈性的縱深建設問題，上帝的旨意的問題，和教會平安的發展環境的問題；基督徒的“圣潔”與“善行”，則關系到教會的 “光鹽見證”的問題；要建設和復興教會，此二者（易思維的兩個點）互為表里，如車之雙輪，如鳥之雙翼，不可缺少，也不可偏廢。 然而，基督教正統教義和中國傳統文化會通的“度”不好掌握。汪維藩偶爾地把這個“天平”似乎稍偏向了后者。他在解釋一些經文的時候，撇開了經文的確切含義，有“王顧左右而言他”之嫌。這屬于過度詮釋的現象。保羅勸哥林多人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穩，“要做大丈夫，要勇敢”；其中“要做大丈夫”在原文只是 “做男人” 一個字，從上下文看，翻譯為“要勇敢”是合適的 。但汪維藩按照中國古代立身傳統，“大丈夫”就是“有志氣，有作為，有氣節的男子漢”，如同孟子對大丈夫的解釋：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武威不能屈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 這樣，意義被擴大了，就離題也就很遠了。
守常和常新
經過各種類比和搭橋，發現了真相以后，又可以某一線索不斷地演繹。這是一個讀進去又走出來，生生不息的過程。丁光訓在中國文化和基督教之間找到的連接點是愛。 而汪維藩通過《創世記》的“創造論”和《易經》的“生生”宇宙觀的融匯交流，提出“始生”“創生”“維生”和“生生不息”的上帝論 。汪維藩找到的神學的基本語言就是這樣的，是難以講明言盡的。易思維是面對復雜的環境，不斷歸納和總結，為了找到生生不息的上帝的旨意，在詮釋的循環里踽踽而行。在解釋保羅勸老年婦女“不說讒言”的誡命時，汪維藩就借用《女兒經》的中“張家長、李家短，別人家的事情我不管”和熟語“靜坐常思己過，閑談莫論他非”加以肯定。同時汪維藩加上他的延伸：對于別人的事務，困難的要幫助，憂傷的要安慰，喜樂的要慶賀；但不可背后往來傳舌，惡意中傷他人。 這是汪維藩依照基督教倫理修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消極方面，進而幫助中國信徒在信仰上每日更新。
由易推演出真相
在詮釋的循環里，會得到許多的理解（若干新的文本） 。這些理解中，后面的理解對于先前的理解就是新的理解，似乎只有變化著的“新”才是真道理，沒有什么固定的理解。這是“易”的過程。這許多的理解會得出一個真相，就是一個總概念（上帝是愛，就是這樣的表達）。真理統攝全局，小珠子死得散落在《圣經》各處，需要用詮釋的循環（易）把它串起來才能讓人明了。總的來說，汪維藩的易思維更像是用“辯證法”寫就的現代詩。
